例如，一位未婚行政助理在 2010 年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工作，年收入 50,000 美元。为便于计算，我们假设此人没有受抚养人，也没有分项扣除。扣除个人免税额和标准扣除额后，此人应纳税所得额为 40,650 美元，应缴纳联邦所得税 6,344 美元，实际所得税负担为 16%。
巴菲特先生的计算表明，这名员工的纳税负担要高得多，因为巴菲特先生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这名员工共同缴纳的 FICA 税加到这名员工的联邦所得税中。2010 年雇主/雇员的 FICA 税额外增加了 7,650 美元，远远超过这名员工缴纳的联邦所得税。
FICA 税对巴菲特来说是一件麻
事，但对这位行政助理来说，更是沉重的负担。对于这位个人而言，包括雇主和雇 印度电话号码库 员的 FICA 税款在内的联邦税负总计接近 14,000 美元，占其应税收入的 34%。
讨论到这个地步，许多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者会说，巴菲特先生把联邦保险捐款法和所得税加在一起，是把苹果和橘子混为一谈。他们的观点是，所得税和联邦保险捐款法并不相同，不应合并，因为联邦保险捐款法税用于购买退休、死亡、残疾和医疗保健福利。将联邦保险捐款法税定性为购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福利，支持了这样的观点：在我们面对其他联邦支出时，这些福利计划应 当今的保守 该保持不变。
一个关于富兰克林·罗斯福的著名故事
说明了这一点：一位新政支持者向罗斯福抱怨，联邦保险捐款税是对工人赚到的第一美元按固定税率征收的。罗斯福为联邦保险捐款税的设计辩护，因为没有“该死的政客”将来可以篡改社会保障福利，因为联邦保险捐款税
作为一名移居奥马哈的美国人，我是沃伦·巴菲特的粉丝。通过他的 当今的保守 捐 印度尼西亚数据 赠誓言活动和对盖茨基金会的个人捐赠，他用自己的钱支持了自己的原则。我欢迎巴菲特先生对我们关于联邦财政的紧迫全国性辩论的贡献。作为这一贡献 使用电子邮件软件自动执行季节性电子邮件活动 的一部分，我敦促巴菲特先生公布他的联邦所得税（不包括FICA 工资税）与其雇员的联邦所得税的比较，并阐明他在福利支出问题上的立场。